论主观唯心与客观唯心

论主观唯心与客观唯心（20221129）

【居士】这天和别人相处中有一点小小感想：

以前我们课本讥讽唯心主义时说，一个人拿着人偶用针扎，念咒语，被诅咒那个人就会倒大霉。长期的熏陶让我们潜意识里一想到唯心主义就代表着毫无理智的迷信。

这天我的小感悟是这样的：一个同事对待我的态度让我不太舒服，他的行为方式的底层逻辑当然是出于抓取利益的惯性思维。现在的人与人相处中，充满尔虞我诈、勾心斗角，人在俗世都免不了有世俗欲望，但是现在状况是太多人似乎已经彻底丧失了分寸，甚至是可以说疯狂。即使不牵扯多大利益的事，人与人心之间都充满隔阂。孔子推崇的“礼”似乎是在比较合理的处理人欲的前提下规范人与人之间的交往。然后我就开始瞎想，就是很多事从外界找不到很好的标准，或者外界的标准也很容易让人突破，并且标准本身就是人认定的，对与错也是人定的，那到底用一个什么标准待人处事比较好呢？突然想到，我们中国人喜欢说“摸着良心说话”，和刚说的现实经历，我突然比较直觉地想到，我们每个人的心其实都是一样的，而且心对于好、坏的感受以及衡量与生俱来，心的品质早就铸就好了，并且人来到这个世界，一定是“人之初，性本善”的，只是后天被现实世界牵着表现出其他样貌，这应该是唯心的一个不算多正确也不至于错的结合于现实感受的看法。

【贤佳】随喜善思！儒家《孟子》说：“人皆有不忍人之心者，今人乍见孺子将入于井，皆有怵惕恻隐之心，非所以纳交于孺子之父母也，非所以要誉于乡党朋友也，非恶其声而然也。由是观之，无恻隐之心，非人也；无羞恶之心，非人也；无辞让之心，非人也；无是非之心，非人也。恻隐之心，仁之端也；羞恶之心，义之端也；辞让之心，礼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人之有是四端也，犹其有四体也。有是四端而自谓不能者，自贼者也。谓其君不能者，贼其君者也。凡有四端于我者，知皆扩而充之矣，若火之始燃、泉之始达。苟能充之，足以保四海。苟不充之，不足以事父母。……仁言，不如仁声之入人深也。……君子所性，仁义礼智根于心，其生色也，睟然见于面，盎于背，施于四体，四体不言而喻。”

唯心有主观唯心、客观唯心。主观唯心是偏谬的，客观唯心是理智的。

“一个人拿着人偶用针扎，念咒语，被诅咒那个人就会倒大霉”，这不一定不可能。这样的心行作为增上缘，可能促使对方现前难受、恶业提前成熟，但一般做此之人心念散乱，作用微弱，或对方福业强，则表现不出作用（当然，不论是否起作用，做此恶心恶行之人现前忿躁，未来难免“倒霉”，害人即是自害）。正如低速运动人物的时间、长度变异很小（依爱因斯坦“相对论”计算），人感受不到，一般仪器测量不出。又如现代物理学理论推断宇宙大部分质量、能量是暗物质（https://m.baike.so.com/doc/5366086-5601788.html）、暗能量（https://m.baike.so.com/doc/60672-63822.html），现代科学仪器不能直接观测到。如果因为感受不到、观测不到，就断然否定存在，是属于主观唯心的。

如《大智度论》说：“不见有二种，不可以不见故便言无。一者，事实有，以因缘覆故不见，譬如人姓族初及雪山斤两、恒河边沙数，有而不可知。二者，实无，无故不见，譬如第二头、第三手，无因缘覆而不见。”（卷第二）（http://cbeta.buddhism.org.hk/xml/T25/T25n1509_002.xml#pT25p0074b1910）

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比说：“从人的知觉感受到的素材（既知事项）的整个内容中进行随意抽取来客观地研究作为观察对象而选择的领域，科学在这一方面是成功的。但是这要限于如下的情况，即要把‘客观性’这个词的含义确定为：‘人们的意见得到交换时，必然是作为同一的东西反映在所有人的理智中的现象和思考。’但若把‘客观性’定义为‘存在自身的如实的正确反映’，那就是另一个问题了。”（《展望21世纪——汤因比与池田大作对话录》）

《佛说优婆塞五戒相经》说：“断命者，二十九日牛屎涂地，以酒食着中，燃火已，寻便着水中，若心念口说读咒术言：‘如火，水中灭，若火灭时彼命随灭。’又复二十九日牛屎涂地，酒食着中，画作所欲杀人像，作像已，寻还拨灭，心念口说读咒术言：‘如此像灭，彼命亦灭。’若像灭时，彼命随灭。又复二十九日牛屎涂地，酒食着中，以针刺衣角头，寻还拔出，心念口说读咒术言：‘如此针出，彼命随出。’是名断命。若用种种咒死者，犯不可悔罪；若不死者，是中罪可悔。”（http://cbeta.buddhism.org.hk/xml/T24/T24n1476_001.xml#pT24p0940b2413）

匈牙利“广义进化论”专家欧文·拉兹洛《全息隐能量场与新宇宙观》说：

｛还存在另一种使人感到迷惑的经验：这就是“人际间”的接触和通讯，它不仅仅是小孩和情感敏锐的人之间的通讯，而是几乎每一个人之间的通讯。保守的研究者倾向于认为人们只能通过手势、面部表情和通过语言才能进行通讯，这就是所谓的“标准模式”。然而有证据显示，通讯也可以在确定无疑的非标准模式中出现，只要它们能够在眼、耳和其他感觉器官的范围之外发送和接收信息，就可以说符合人际间通讯的意思，这种通讯似乎包括某种超感觉感知（叫做ex-trasensory perception，简称ESP）。……

1970年有两位物理学家R·塔格和H·普瑟夫在斯坦福研究所工作，他们进行了在思想和意象转移方面的一些著名实验。他们希望能确证在不同的个人（其中一个作为“发送者”，另一个作为“接收者”）之间进行精神感应传递的真实性。科学家把接收者放在密封的、不透明的和电屏蔽的小房间里，而发送者则在另外一个房间里，在这里他（或她）每隔一段固定时间（即规则地）被强光照射，脑电流描记器（EEG）将同时记录他们两人的脑电波图形。正如希望的那样，发送者显示出有节律的脑电波，正常地伴随着暴露在强烈的有规则的闪光中。但是过了一会儿，接收者也开始产生相同的波形，尽管他（或她）没有暴露在闪光下，也没有接受到来自发送者的任何可感知的信号。

这种通讯特别引人注意的案例是墨西哥国家大学的J·G·济尔布波姆的研究工作。在过去的几年所做的超过50个实验中，济尔布波姆把他的被试者配对地放在防声—电磁—轴射的“法拉弟笼”中。他要求被试者一起冥想约20min，然后他把被试者放在不同的法拉弟笼中，其中一个人被刺激，而另一个人则不。被刺激的被试者接受到随机时间间隔的刺激，即无论是他（或她）还是实验者都不知道刺激作用的时间。没有被刺激的被试者保持放松，闭上眼睛，并被指示去感知伙伴的存在（在不知道他或她受到有关刺激的任何事的情况下）。一般情况下，使用100次刺激作为一个系列——闪光、声音，或短的、有一定强度的但不会有痛感的电击，电击部位通常是右手的食指。然后，两个被试者的脑电流描记器同时工作并检查被刺激者被“唤醒”的可能性和“转移”到未被刺激者去的可能性。当没有被刺激者和有屏障阻挡被刺激者接受刺激（例如闪光）时，亦或当配对的被试者没有进行过先前相互作用时，在这种控制情况下就没有发现转移的可能性。然而，在有被刺激者和进行过先前的相互作用的实验情况下，转移的可能性就一致地出现在25%的案例中。一个特别典型的例子是一对相爱很深的年青夫妇提供的，在整个实验中他们的EEG波形几乎保持同步，证明了他们报告的感受如同一人。在有限的程度上，济尔布波姆也可以重复他的结果。当一个被试者在一个实验中显示出具有转移的可能性时，他（或她）在后来的实验中通常也能显示出来。

济尔布波姆的实验并不是唯一的，在过去的几年中有数百个类似的实验与之对应，它们提供了很有意义的证据：当第二个人（尤其是与第一个人关系紧密或有感情联系的人）在冥想，受到感觉刺激或有意地试图与第一个被试者进行通讯时，第一个人的大脑中就会出现可识别的和前后一致的电信号。人际间的通讯在实验室之外也会发生，这种情况特别是在双胞胎之间经常出现。在许多情况下，双胞胎中的一个能感觉到另一个的疼痛，即使另一个远在世界的另一边。除了这种“双疼痛”现象外，母亲和爱人的敏感性也同样值得注意：有数不清的事例显示，母亲知道她的儿子或女儿在什么时间遇到了大的危险，或实际涉及到了某种事故。这种情况在配偶之间也经常发生。人际间的联系并不仅仅限于双胞胎、母子和配偶，在病人与治疗者之间的治疗关系就足以说明问题。……

人际间通讯的更进一步的类型涉及到从一个人到另一个人的实际身体效应的传递，这种传递现在被称为“远距离身体”（telesomatic）：它们由生理学变化组成，这种变化由另一个人的心理过程在作为目标的人身上触发。在这里，相隔的距离远近只有很少的影响或没有什么影响。

传统上远距离身体效应是由有特殊能力的天生的治病者产生的，这些天生的治病者“发送”他们称之为微妙的能量形式的东西到他们的病人那里。由于大都作为趣闻轶事，所以这样的效应并没有被医学共同体所接受。然而，他们最近注意到，在实验室实验中许多被试者和相关的测试提供了有关这些结果的大量可靠资料。德克萨斯州的圣安东尼心灵科学基金会的W·伯拉德和M·斯切里茨已经在严格的控制下进行了数百次“远距离身体”实验，检验发送者的心理意象对接收者的生理的影响。伯拉德和斯切里茨声称已经证实：一个人的心理意象可以“越过”空间引起远距离外的另一个人的生理变化——这种影响与某个人自身的心理意象对他自身生理变化的影响相似。他们的实验显示，试图影响自身生理功能的人比试图通过远距离影响其他人的生理功能的人只是显得效果稍微明显一点。在涉及许多人的好几个实例中，远距离影响和自我影响之间的差异并不显著：由第二个人产生的“远距离身体”影响证明几乎与由同一个人所产生的身心关系的自我影响同样有效。……

加利福尼亚大学的前教授、心脏学家R·培德进行了目的在于检测另一种形式的远距离身体效应的实验，他用祈祷而不用沉思。他在10个月的有计算机辅助的研究中，把注意力集中在旧金山总医院冠心病治疗所中的治病史上。培德组成了一个由普通人构成的实验者小组，这些普通人的唯一共同特点是习惯于有规则地在周围农村天主教和清教的聚会上作祈祷。这些被选出的人被要求为一组192个病人的康复祈祷；另一组210个病人在实验中没有人为他们祈祷，这些人组成控制组。在实验中运用了严格的标准：挑选是随机的，实验在互不相知的情况下进行，无论是病人还是护士和医生都不知道哪个病人属于哪个组。实验者被告知病人的名字，关于病人心脏状况的一些信息，并被要求为这些病人祈祷，但不告诉有关病人的其他任何事。因为每个实验者可以为几个病人祈祷，所以每个病人有5～7个人为其祈祷。从统计学角度看，结果是很明显的：有人为之祈祷的那一组，需要抗生素的人数是控制组（没有人为之祈祷）的1/5（3人比15人）；发展成肺气肿的人数是控制组的1/3（6人比18人）；有人为之祈祷的那一组中无人需要气管保养，而在控制组中有12人需要气管保养，而且有人为之祈祷的那一组中几乎无人死亡（尽管从统计学上看这一结果并不明显）。为之祈祷的人无论距病人远或近，祈祷的方式无论怎样，看来都无关紧要。仅仅是祈祷者的注意力集中程度和重复祈祷的次数这些事实会产生不同效果。毫不夸张地说，到目前为止这种实验已经进行过几百次，它们产生了另一个复杂的大难题：一组人的集体集中的意识能影响其他人的身体状况吗？而且甚至能影响其他许多人的身体状况吗？｝（https://m.book118.com/html/2013/0623/4228676.shtm）